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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音舉行首屆中國近現代音樂理論史學術研討會
发布日期:2017-06-02      浏览 5215 次

2017513日上午,上海音樂學院賀綠汀中國音樂高等研究院中国近现代音乐文献研究中心揭牌成立。

        緊接著,中國近現代音樂文獻研究中心舉行了首屆中國近現代音樂理論史學術研討會。會議由徐孟東教授、賈達群教授主持,來自海內外逾六十名專家學者出席會議。

中央音樂學院劉康華教授,以《〈山歌社〉爲民歌配和聲的曆史創舉》爲題,從“特殊的曆史背景”“創新的民歌運動”“深遠的曆史意義”“珍貴的學術遺産”四個方面展開論述。“山歌社”創新的民歌運動主要體現在,它具有群體性、綱領性、學術性、教學性以及推廣性的特點,其宗旨是“以集體方式采集及整理本國音樂,介紹及吸收西洋音樂,普及音樂教育,提高音樂水准,而達到建立民族音樂之目的。”“山歌社”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

上海音樂學院陈鸿铎教授的题目为《20世紀以來歐洲複調理論在中國的演變——以陳銘志的複調理論創新爲例》。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闡述歐洲複調音樂理論在中國的演變;另一方面以陳銘志先生爲例說明中國理論家對西方複調理論所做的貢獻。陳鴻铎教授指出,20世紀以來歐洲複調理論在中國的演變經過了“從融彙到創新”的過程,陳銘志作爲成長于中國本土的複調理論家,他對歐洲複調理論在中國演進方面所做的創新是具有典型意義的。其一,他立足于中國音樂土壤,把握歐洲複調精髓,其《複調小曲集》《複調小曲十一首》《小型複調格律曲集》和《序曲與賦格曲集》既充分展示了歐洲複調音樂的格律原則,又靈活多變地讓它們滲透進了獨具特色的“中國元素”,使古老的歐洲複調形式與樸素的中國民族音調形成了一個“水乳相融”的整體;其二,他融彙各家理論所長,貫通一體推陳出新,其論著《複調音樂寫作基礎》、《賦格曲寫作》、《賦格學新論》和《陳銘志複調論文集》就是很好的例證,特別是《複調音樂寫作基礎》一書中關于織體和小型複調樂曲的論述,如“性格化織體”“呼應式織體”“襯托式織體”三種織體類型的提出具有獨創意義;其三,他重新審視古老學科,使複調思維深入本質,代表性論文《關于複調思維的思維》,就是對複調這一古老學科理論知識系統建設的一個鮮明例證,尤其是“對抗律、置換律和互補律”“三律”的提出,深刻地揭示了歐洲複調音樂的本質特性,並填補了以往任何一本教科書或論著在這方面論述的一個空白,是中國音樂理論家對歐洲複調音樂理論所作的一個重要貢獻。

       第三位发言的是上海师范大学(賀綠汀中國音樂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魏扬教授,他的发言的题目是《中国新音乐启蒙者的求索——再论黄自艺术歌曲<蔔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的和声设计》。他指出,黄自这首《蔔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是其艺术歌曲中最具有特色的一首,特别是其中的和声配置手法,吸引着众多学者的关注。他列举了王震亚、黎英海、苏夏、杨通八四位学者对这首艺术歌曲调性及和声手法的四种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他的第五种解释。之后,他又强调这首艺术歌曲中的和弦使用具有明确的功能和声传统,和声进行的深层结构中也隐藏着典型的功能和声序进样式,而和声连接的表层形态却表现出明显的现代印象派音乐特征,使得作品音响具有了“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特质。

       第四位發言的是香港中文大學張惠玲教授,她發言的題目爲《功能和聲理論的中國之旅》。張教授指出,中國音樂學者原本有直接了解裏曼的功能和聲理論的機會,那就是通過裏曼的中國學生蕭友梅。蕭友梅從1913年起在萊比錫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裏曼是他的其中一位導師,爲他講授了包括音樂理論、音樂史學及美學在內的七門課程。但也許是蕭友梅創建國內一流音樂院校的志向使然,他回國後最先介紹的裏曼音樂思想是有關音樂學學科體系構建的(見《樂學研究法》,1920年)。1934年,裏曼《音樂美學要素》中的第一部分由缪天瑞翻譯爲中文發表。隨後近半個世紀,裏曼的音樂理論基本消失于國內的學術討論中,而他其中一個最爲重要的理論創見——功能和聲理論,則是通過一種迂回的方式實現其在國內的傳播。1937-1938年,斯波索賓等四位莫斯科音樂學院的教授合著的《和聲學教程》在蘇聯出版,這本以功能和聲爲基礎的和聲教科書受到官方認可並作爲基礎教材在蘇聯各音樂院校使用。《和聲學教程》在1957年被翻譯成中文出版,很快獲得好評並一直使用至今。實際上,這四位作者此前已經合作出版了這本教程的前身(《實用和聲學教程》,1935年),其中就提到了功能和聲體系與裏曼的淵源。這一細節在後續著作中被刪除,中文譯本也就相應缺失了這一信息。由蘇聯學者引入中國的功能和聲理論,較早的應是1955年出版的斯克列勃科娃與奧斯克列勃科夫(O.Skrebkova&S. Skrebkov)所著的《實用和聲學教程》,其中一個章節提到功能和聲的內容;之後1955年底至1956年阿拉波夫(Arapov)在中央音樂學院的系列講座中也提到此理論;1957年斯波索賓等四人所著的《和聲學教程》在中國的出版使得俄羅斯功能和聲理論在中國傳播開來。斯波索賓這本《和聲學教程》50年間出現了多個版本並多次再版,截止2010年初略估計印刷冊數至少達到25萬冊以上。在《和聲學教程》出版以前,國內還有多種和聲學的著作,如高壽田、缪天瑞、王震亞、陳洪等人的著作。此外還有大量外國著作的翻譯,包括普勞特、裏姆斯基-科萨科夫、该丘斯、兴德米特等众多理论家的和声著作。(关于和声学的著、译作文献资料可参见王安国、王文辑录的索引,《中央音乐学院學報》,1991年第三期。)但在斯波索賓等四人所著的《和聲學教程》出版以後,其他和聲教程的使用變得越來越少。在1986年第二次全国和声學報告会(武汉)上,和声研究领域已拓宽,关注点从“和声的民族化风格”转向“和声的现代化风格”,理论研究已从功能和声理论“狭窄的空间”中走了出来,和声手法寻求更加符合现代作曲技术的要求。桑桐所提交的论文《五聲縱合性和聲結構的探討》就是典型的代表。值得一提的是,桑桐所著的《和聲的理論與應用》與《和聲學教程》,成爲了與斯波索賓等人所著《和聲學教程》同等重要的和聲理論成果。

       第五位发言的是湖州师范学院教授、上海音樂學院2016級博士研究生汪洋,他發言的題目爲《缪天瑞對該丘斯音樂理論體系在中國傳播的貢獻及其意義》,他從“缪天瑞的生平簡介及其相關音樂理論體系叢書的譯介”“選擇該丘斯音樂理論體系的緣由”“該丘斯音樂理論叢書譯介的特點”“該丘斯音樂理論體系在中國傳播的曆史意義之所在”四個方面展開論述。他指出,缪天瑞爲中國音樂事業竭盡心力,貢獻卓著,在音樂教育、音樂理論研究、音樂翻譯、音樂刊物和大型音樂詞書的編纂等五個領域做出了輝煌的成就。他一生可以總結爲“讀書、創校、編輯、教務、編譯、行政、研究”七個階段,其譯介叢書涉及音樂理論的方方面面。如《樂譜的讀法》《對位法概論》《歌曲作法》《作曲法》《樂理初步》,特別是全面譯介該丘斯音樂理論(如《音樂的構成》《和聲學》《曲調作法》《曲式學》《對位法》《大型曲式學》《應用對位法》上卷·創意曲)爲中國近現代音樂理論建設做出了一定的曆史貢獻。正是由于該丘斯音樂理論叢書切合實際、理論體系簡單易學、影響較大、普及率較高,而進入其翻譯視野。此外,該系列叢書突出的特點表現在,《音樂的構成》一書對音階、音程、和弦、變化音、曲調節奏等音樂要素作概述所歸納的一套完整的音樂體系;《和聲學》一書根據五度相生關系,形成的獨特的和聲體系;《曲調作法》一書從巴赫、海頓、莫紮特、貝多芬、布拉姆斯、瓦格納等西方音樂大師作品中歸納出構成曲調的基本法則;《曲式學》一書提供了各種曲式的經典範例;《對位法》一書將和聲與對位同等對待、融爲一體,並以巴赫的創意曲和賦格曲的創作實踐爲基礎,等等。最後,他總結,譯介叢書爲當時國內音樂界提供了比較新的、符合實際需求的國外音樂理論研究成果,爲中國高等專業音樂教育和高師音樂教育人才的培養起到“培土打基”之意義,這也是該丘斯音樂理論體系在中國傳播的曆史意義之所在。

       第六位发言的是山东临沂大学俄罗斯音樂研究所所长、上海音樂學院高峰学科“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研究与传播”学科团队讲座教授彭程博士,他发言的题目为《钱仁康对俄文和声理论汉译的一些贡献与影响》。他指出,钱仁康对俄文和声理论的贡献主要通过《人民音乐》(1954年第二期,第39-44頁)發表他的一篇文章《推薦<和聲學實用教程>》的內容說開去。這篇文章闡述了該教程的優點:簡單扼要、突出重點;理論與創作實踐相結合;注重和聲法則,並將規則與禁忌做到恰當好處;轉調理論體系完善。這篇文章指出了該教程的缺點,也列舉了翻譯中不統一或不恰當的術語並給出一些建議。最後,指出該教程的主要貢獻與影響,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1、梳理了裏姆斯基·科薩科夫的經典俄文和聲學教程中的優缺點,爲教學實踐提供借鑒;2、指出該教材早期中文譯本的錯誤與問題、疏漏(後譯者張洪島做了更正並出版修訂版);3、幾個俄文術語的翻譯方案建議在後續俄文文獻翻譯工作中被廣泛認可;4、間接闡述了該教程在歐洲大陸和聲學教學法發展曆史與和聲教材編寫曆史中的地位。

       第七位发言的是上海音樂學院访问学者、常熟理工学院音乐系副教授丁卫萍。她发言的题目是《民族室内乐的早期探索与实践——陆华柏的二胡、三弦、钢琴三重奏<光明行>與附加鋼琴伴奏<光明行>及劉天華<光明行>之比较》。她从介绍陆华柏在探索民族室内乐创作的缘由开始,将其创作的二胡、三弦、钢琴三重奏《光明行》与其他相关版本进行分析比较。就二胡声部的创作比较而言,陆华柏的《光明行》较刘天华的《光明行》,其二胡声部更加注意弓法、指法的特殊安排及音色的特殊效果,进一步发挥了二胡表现力;从钢琴声部比较来看,三重奏的《光明行》與附加鋼琴伴奏的《光明行》比较,三重奏的《光明行》的织体变化丰富,特别是作品中三弦乐器的加入,使得其民族风格更加浓厚,也强化了作品的精神风貌。此外,除了对三部作品的创作比较之外,她还梳理了三重奏《光明行》及附加钢琴伴奏《光明行》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演出情況,並總結了陸華柏在此方面探索的意義。最後,她指出,陸華柏的音樂創作紮根民族,勇于借鑒西洋作曲技法,《二胡、三弦、鋼琴三重奏曲集》是其對中國民族音樂素材進行改編的諸多成果之一。該成果對于早期探索與豐富民族器樂曲的表現形式,拓展民族樂器的演奏領域起著重要的作用;同時,這本曲集對于中西樂器結合以及西洋室內樂體裁的民族化方面的實踐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中央音樂學院姚恒璐教授因故未能出席會議,他向會議提交了《理論初建,創作積澱——中國大陸1930-1949年音樂理論著述出版掠影》長文。論文結語認爲:1.“理論的初建” 必然是爲未來的音樂創作、研究來做積澱。今天當我們翻閱這些有限的音樂理論著作時,還會對6090多年前的音樂理論家們的開拓精神肅然起敬。2.從理論借鑒到創新性的實踐是“理論初建” 後的國內音樂界的主要理論曆程。在無數音樂創作、理論研究和音樂表演的成果背後,中國音樂事業的建立健全正是基于這些理論家們的默默奉獻,將中國整體社會的音樂素養迅速提升到從來未有的高度,在數十年潛移默化的傳承中,逐步實現了中國音樂事業與西方發達國家在音樂文化上的接軌。3.從理論創新到創作出新是幾代音樂家爲之奮鬥的主線條。作曲家只有在自己的創作中,自覺地運用到從某些中國文化觀念中産生的音樂理論,並將其與西方音樂理論相結合,實現有別于西方音樂語境的整體而又獨特的“音響化”、“體系化” ,才能在音樂理論與創作的雙重實踐中實現自立于世界音樂之林的話語權。4. 在時間的推移下,“理論積澱與創作印證”的雙重實踐成果日益受到國內作曲界、理論界的重視,音樂創作與音樂理論相互促進,才能産生理論認知上的飛躍、産生中國音樂創作中 “非西方語境”下新風格的成功作品。這其中當然還是要知己知彼,在充分理解西方音樂理論基礎上,引導開發在中國獨特的文化審美視野下的、獨具魅力的中國自身音樂理論,在音樂理論創作的反複磨合實踐中,實現理論與實踐的統一進程。

       会议发起人、上海音樂學院科研處处长、賀綠汀中國音樂高等研究院秘书长钱仁平教授提交的题目是《中国新音乐:以上海音专为中心的第二个高峰及其历史背景与理论支撑》。他感谢各位专家学者的精彩报告,并简要回顾、介绍了会议的构思与筹备情况,并表示在未来几年,上海音樂學院将继续联合海内外专家学者持续而深入地开展中国近现代音乐理论史专题研究。

撰稿:師占成